朱由校心里很恼火,魏忠贤招揽的都是一群什么狗屎。
只知道溜须拍马,阿谀奉承,最基本的政治斗争都不会。
朝中许多大臣,天下诸多名士,并不是东林党。
比如前首辅叶向高、刘一燝、韩爌,还有自己的老师孙承宗等人,现在说法叫馆阁派,现代一点的说法叫建制派。
他们曾经多次调和帝党与东林党之间的矛盾,但都无功而返。
在朱由校的心里,东林党是一群拥有殷实的经济条件,一定的民众基础,想要以士绅代替皇帝当家做主的精英分子。
他们是大明官僚集团发展到鼎峰后,分裂出的一股势力。
不仅反对皇权,还希望从现有的官僚集团手里夺得权力。从某种意义上,他们确实带有初级的自由民主思想。
但最大的问题就是,他们想破坏现有的规则和秩序,却没有办法搭建更好的新规则和秩序,因为他们从口袋里掏出来的,还是四书五经、程朱理学!
大多数东林党人从来没有考虑解决大明的实际问题,他们只是想着把以前的老爷赶走,好自己当老爷。
他们自诩正义,认为自己这个老爷,要胜过其他老爷,所以顺应天意,万民拥护。。。
孙传庭听出朱由校弦外之音,谨慎地答:“皇上,东林党人以民为本、为民做主,廉正奉公、革除积弊的说法,倒也很吸引人。
臣当初也被他们的这些说法吸引住,向往不已。
可是自从入制置司,臣跟着兴明会一众同志学习了皇上的《科学方法论》、《辩证唯物主义》,再以此为基础去分析历朝历代、以及本朝的诸多问题后,豁然开朗,仿佛跳出了一个天坑。
东林党人的那些学说,不仅索然无味,还觉得跟儒理陈旧学说一样腐朽不堪。。。
臣等觉得,想要解决大明诸多问题,必须按照皇上的《科论》和《唯物辩法》去探索寻觅新的方法。。。”
朱由校心里十分欢喜,但不动声色,“大明积弊甚深,而今又内忧外患,有识之士无不在苦苦寻觅救国济民良法。
只有真正忧国忧民者,才会放下陈见偏执,勇于任事,在实践中寻找和验证救国济民良法。”
他顿了顿,继续说,“左共之善水利兴农,陕西需要大兴水利,劝助农耕,朕让他任延安知府,戴罪立功。
伯雅,你在陕北宁夏一行,实践《潞水客谈》的笔记,抄一份给左光斗。
你亲自走过陕西,知道陕西现在糜烂不仅是天灾,更重要的是人祸。
杨大洪不是自诩清廉公正,爱民如子吗?
那朕派他为陕西巡按御史,巡按陕西各州县,查贪除暴。朕要看看,他是不是真的廉明清直,爱的是哪个民。”
这番话也等于给了孙传庭一个答复,左光斗和杨涟肯定会放出来,现在连去处都安排好了,叫他放下心,继续用心办公事。
孙传庭欣喜道:“皇上圣明。”
看他对东林党还抱有同情之心,朱由校决定再点一点他。
“天启四年春,吏科都给事中出缺,左光斗通知同乡好友阮大铖来京递补。而赵南星、高攀龙、杨涟等人却属意高攀龙的另一位弟子,魏大中。
于是等阮大铖赶到,赵高杨等人说‘以察典近,大铖不可用’,只补他为工科都给事中。
六科给事中,吏居第一,而工居最末。阮大铖按资历远在魏大中之上,当补吏科而非工科。
且他也是高攀龙的弟子。只是因为高攀龙、杨涟与左光斗政见不一,所以才压住了阮大铖。
阮大铖一怒之下叛出东林党,投靠了魏忠贤,这才得偿所愿。。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