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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怎样说澳大利亚语（第1页）

第六章怎样说澳大利亚语

“请报上姓名、性别和年龄，先生。”略带羞怯、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的人口普查员站在门廊处。他拿了一沓子表格，手里摆弄着一支蓝色签字笔。

泰勒上校表情懊恼地开始陈述。他穿了一身奶白色亚麻套装。无论冬夏他都是身着套装，套装非常适合他高大的身架。他长着一张椭圆形的面孔，浓密的胡椒色八字胡，薄嘴唇，脸颊红润。浅棕色的头发梳向后面。泰勒全家以及所有仆人统统集中在前厅，就像是要拍合影。“我是查尔斯·泰勒上校，男，四十六岁。这是我的妻子丽贝卡·泰勒，女，四十四岁。”他指了指泰勒夫人。她瘦削，白皙，穿着长裙。“我们的儿子罗伊，男，十五岁。”罗伊玩着他的手机。他又高又瘦，穿着故意做旧的牛仔裤、T恤衫和运动鞋。“我们的女儿麦琪，女，十七岁。”麦琪不高，但很好看，有着圆圆的脸、蓝色的眼睛与金色的头发。她穿着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超短裙。

泰勒上校挺直身板加重语气说：“我是澳大利亚防务专员。我们是外交官，所以，我看你的人口普查不用把我们算在内，这栋房子里唯一可以写进你的调查报告的，是我家的仆人们。站门边上的那位是巴格瓦蒂，我们的司机兼园丁，男，五十二岁。我们有个女佣，香提，女，我想应该是十八岁。她这会儿不在。那位是拉姆，我们的厨师，男，二十五岁。另一位是托马斯，男，十四岁。就这些吧？”

“不行啊，先生，我得向你的仆人们问些问题。最新的人口普查制订了一个长长的问卷，包括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，比如说你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，吃什么样的食物，去过哪些城市，甚至还有……”他吃吃笑道，“你隔多长时间过一次**。”

泰勒夫人悄声对她丈夫说：“查尔斯，咱们别让拉姆还有托马斯在这种滑稽的事情上浪费时间。你得把这个笨蛋弄走。”

泰勒上校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。“听着……不管老兄您的名字是什么，我的仆人们确实没时间回答你所有的问题。你干吗不拿上这包万宝路，去下一家调查呢？我敢肯定，在你整个的调查中落掉四个人，对你来说不成问题。”

人口普查员看看那包烟，舔了舔嘴唇。“唔……先生，你真是个好人。但你得知道，我这人不抽烟呐，先生。不过呢，要是你有一些黑牌威士忌……哪怕是红牌威士忌呢，我会很乐意帮你这个忙。先生，说到底，少了四滴水对海洋来说能有什么不同呢？没人会在意十亿人中少了那么四位！”他神经兮兮地笑起来。

泰勒上校鄙夷地白了人口普查员一眼，走进客厅，返回时手里拿着一瓶尊尼沃克红牌威士忌。“拿去，赶紧走人。再也别来烦我们。”

人口普查员向泰勒上校点头致意，“别担心，先生。十年内我是不会再来打扰您了。”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

泰勒夫人也很满意。“这些该死的印度人。”她笑着说，“给他们一瓶威士忌，他们会为你做任何事。”

巴格瓦蒂站在门边咧嘴傻笑，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完全摸不着头脑。但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老爷太太笑了，他就会跟着笑。拉姆也在咧嘴傻笑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看见麦琪穿着超短裙，他就傻笑。

我是唯一没有笑的。就算我们这些仆人是些不入眼的小人物，不会在聚会上或家庭的重要场合被提及，但把我们从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口统计中排除掉，也有点儿太欺负人了。我真希望泰勒一家能够打住他们“该死的印度人”那种自命不凡的腔调。自从我到这里后，这大概是我第五十次听到这种腔调了。每次听他们这么说，我都热血沸腾。好吧，就算邮递员、电工、修电话的还有巡警——现在又多了个人口普查员，都为了威士忌而不顾尊严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印度人都是酒鬼。要是有一天我能向泰勒夫人直言我的看法就好了，不过我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。当你住在德里高尚社区的漂亮房子里，每天能吃上三顿热饭，还有工资，一千五百——没错，一千五百卢比一个月，你自然会学会吞下你的自尊。任何时候，当老爷太太笑了，你也会跟着笑。

公道地说，泰勒一家对我一直很不错。没多少人会雇用一个某一天从孟买跑来，就这么突然出现在自家门前的人。再说了，我的经历根本沾不上他们的边。沃上校是泰勒上校的前任的前任。泰勒家信安立甘教，与蒂莫西神父的罗马天主教会也毫无瓜葛。我被雇用纯属运气：他们刚刚辞退了一个做家务的仆人，急需再找个新的。

我与这个家庭在一起的十五个月里，他们至少打发走了五个仆人。这都因为泰勒上校是个“无所不知的人”。就好像天上有个全知的上帝，泰勒上校就是地上的这位。杰格迪什，园丁，从工棚里偷了化肥，泰勒上校知道。后果：第二天被解雇；席拉，女佣，从泰勒夫人的房间里捡了一只手镯，泰勒上校知道。后果：第二天被解雇；拉朱，厨师，夜里打开酒柜喝了些威士忌，泰勒上校知道。后果：第二天痛打一顿，解雇；阿贾伊，新的厨师，谋划着要偷钱，并在电话上把这事透露给了一个朋友，泰勒上校知道。后果：第二天被解雇，并叫警察逮捕了他和他的朋友；巴桑提，新任女佣，试穿了一下麦琪的裙子，泰勒上校知道。后果：没错，第二天被解雇。这些事情统统发生在紧关着的门后，死寂的深夜，或者旁边没有任何人的通话中，泰勒上校怎么会知道呢？这是个真正的谜。

我是唯一幸存下来的。我承认，我偶尔也会被诱惑，想从泰勒夫人的梳妆台上摸走些零钱，或者从冰箱里抓一块美味的瑞士巧克力，但我抑制住了这些强烈的冲动，因为我知道泰勒上校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。再说，泰勒一家信任我。事实上，我的天主教徒的名字与英语也起了作用。除了两个月前受雇的香提之外，我是唯一得到许可能进入他们私人领地的。我可以进所有的卧室，也是唯一被允许看电视的仆人，偶尔还和罗伊在起居室玩玩任天游戏。但就连我也不被允许进入泰勒上校的办公室——那个被称作密室的房间。它是一个与主卧相连的小房间，有一扇坚固的褐色木门，外加厚厚的铁栅格防护。铁栅上了三道锁：两把小锁，一把特大的金色挂锁，上面标着“耶鲁已加固硼合金锁”。挂锁边的墙上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电子面板，上面画着一个骷髅头和两根骨头，还有个键盘，上面的数字从0到9。只有按对了密码，才能打开挂锁。假如你试图强行打开挂锁，就会被440伏特的电流电死。面板上有一盏小灯，房间锁着时就闪红光；泰勒上校进入房间时灯光就变成绿色。家里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这个房间，就连泰勒夫人、麦琪，或者罗伊也不行。

与泰勒一家共处的时光帮助我忘却了那些在孟买的惨痛经历。桑塔拉姆和妮丽玛·库马里渐渐成为痛苦而遥远的记忆。最初几个月里，我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中；只要有警车闪着红灯从院外驶过，我就禁不住缩作一团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被追捕的感觉渐渐消散了。我也时常想到谷迪雅，不知她后来的处境怎样了。但如果你没法将一个名字与一张具体的脸联系在一起，记忆就很难长久地保持下去。渐渐地，她消失在我往昔记忆的垃圾箱中。但我无法忘记萨利姆；我时常为抛下他而深感内疚，自责不已。我很想知道他一个人怎样应对生活，他是否仍旧在做饭包快递员。我强忍着不与他联系，担心因为找他会把我的行踪暴露给警察。

与泰勒家一起生活时，我学会了做澳式户外烤肉和奶酪火锅，成了调制鸡尾酒和用量杯量威士忌的能手。我尝到了从堪培拉直接进口的袋鼠肉排和鳄鱼馅饺子。我成为一个英式橄榄球、网球还有跟罗伊一起看的澳式橄榄球球迷。但即使过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仍然搞不定澳大利亚口音。每天晚上，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练习像一个澳大利亚人那样说话：“喂，老兄，晚上‘跋’点印度‘焖’见。”我自说自话，哈哈大笑。

我特别喜欢跟泰勒夫人去商店买东西。家中大部分食品都是从澳洲进口的，但她也时不时去超市和可汗市场买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。我们选购西班牙辣香肠、法国蓝莓乳酪、盐水酸黄瓜和橄榄油泡红椒。最来劲的日子就是泰勒夫人带麦琪和罗伊去儿童沃尔玛——世界上最大的儿童商店。那里衣服、玩具、自行车和录音带应有尽有。麦琪和罗伊买运动衫和牛仔裤，我就去骑免费的旋转木马。

罗伊和麦琪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份杂志，名叫《澳洲地理》。我觉得这是地球上最棒的杂志。里面的一页页照片展示了那些世界上最绚丽迷人的地方，全都在澳大利亚：绵延数里的金色沙滩，可爱的棕榈树镶边的岛屿，海洋里满是鲸鱼和鲨鱼，城市里到处是摩天大楼。火山喷发出致命的熔岩，白雪覆盖的群山环抱着宁静的绿色山谷。十四岁这年，我唯一的渴望就是去看看这些美丽的地方。在我死之前能游历昆士兰州、塔斯马尼亚州和大堡礁。

我在泰勒家的生活称得上舒适，因为并没有多少活让我做。不像在女演员家，我是唯一的仆人。在这里有三个人分担家务。拉姆是厨师；厨房完全在他的管辖之下。香提负责收拾床铺浆洗衣物。我只管吸尘和清洁。有时，我也擦亮银餐具，在泰勒上校的藏书室码放图书，帮巴格瓦蒂修剪篱笆。我们几个全都住在与主屋相邻的仆人宿舍里；那儿有一大两小三个房间。巴格瓦蒂带着妻子和儿子住大间，香提独自住在第二间，我和拉姆合住第三间。房间里有一架双层床，我睡在上铺。

拉姆是个让人愉快的家伙。他四个月前来到泰勒家，是个很出色的厨师。他最拿手的是法国菜，之前曾在一个法国人家里做过。他会做三文鱼块和法式薄饼，还有烤虾，那是我最爱吃的菜。拉姆体格健美；他的脸——如果你忽略掉麻子——其实挺英俊的。他喜欢看印地语电影，最爱那类富有的女主角与穷困的男主角私奔的影片。我猜香提也喜欢拉姆。她看他的眼神，还有偶尔抛来的媚眼，让我觉得她是有意给拉姆一个信号。但拉姆并不在意香提；他爱上了另外一个人。他要我发誓绝不向任何人泄露此事，所以我不便提及她的名字。但我可以透露一点，她是个金发碧眼的美丽女孩。

虽说我住在仆人宿舍里，但泰勒一家待我几乎像是家里的一员。他们外出去麦当劳，总是记得给我买一份儿童套餐。罗伊和麦琪玩拼字游戏时，总是把我算在内。罗伊在电视间看板球比赛时，也会叫上我和他一起看——虽然每当澳大利亚队输了，他都表现得很恶劣。每次泰勒家从澳大利亚度假回来，总是特地给我带回个小礼物——有“我爱悉尼”字样的钥匙圈，或者印有搞笑句子的T恤衫。有时，这些仁心善举感动得我直掉眼泪。当我吃着伊丹乳酪，或者喝着根汁汽水时，我不免感到难以置信，那个曾在离此地不远的污秽的少年之家里，啃着黑硬的恰巴提、嚼着不好消化的炖菜的孤儿，与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吗？才不过是五年前的事啊。这种时候，我其实已开始幻想我是这个澳大利亚家庭的一员：罗摩·穆罕默德·泰勒。但当某个仆人遭到训斥，或者被解雇，当泰勒上校的手指点来点去，说“你这个该死的印度佬”时，我的梦幻世界便会轰然倒塌；我又开始觉得我就是一个杂种，从紧闭的窗口偷看一个根本就不属于我的奇幻世界。

但有样东西是真真切切属于我的，那就是钱——我所有的薪水都攒在一起，虽然我还不能看到或触摸它。经过与一连串仆人的不愉快经历后，泰勒上校决定不按月付我工钱，因为我还未成年。每个月他只给我五十卢比零花钱，余下的钱由他替我存起来。只有当我们的雇佣关系结束时，我才能领到这笔钱。而且是在我表现良好的前提下。否则的话，就得像拉朱和阿贾伊一样，两手空空地走人。拉姆和我不同，每个月都领到工钱。整整两千卢比呢。他已经攒了八千卢比，仔细地藏在床垫的一个洞里。我身上只有一百卢比，但我有一个小小的红色日记本，上面记着每个月的工钱。比如到今天为止，泰勒家欠我两万两千五百卢比。仅仅是想到拥有这么多的钱，我就高兴得发晕。每天夜里，我都会梦见自己正在《澳洲地理》杂志上的那些地方游玩。拉姆的野心就更大了。他梦想娶一个白人女孩，在悉尼度蜜月，开一家法式餐厅连锁店，卖鹿肉和法式焦糖布丁。

街上收购旧货的人——也就是废品小贩来了。泰勒夫人将过去六个月积攒起来的所有报纸杂志都卖给了他。买这些报刊至少花了一万卢比，但卖掉时却只值十五卢比一公斤。拉姆和我将成捆的《印度时报》《印度快报》《先锋报》《印度先驱报》提了出来。我们还搬出来成堆的《今日印度》《菲米娜》《大都会》和《澳洲人》。废品小贩用他那脏兮兮的磅秤过重量。

罗伊突然冒了出来，他问母亲：“干什么呢？”

“没什么。我们正在清理屋子里的废印刷品。”她回答说。

“噢，是吗？”他说着消失在屋子里。五分钟后，他抱着三十本《澳洲地理》走了出来。我惊得下巴差点儿掉下来。罗伊怎么会想起来卖掉这些杂志？

但在我能出声阻止之前，废品小贩已经将这些豪华杂志上了秤。“这些一共六公斤。我应该付给你九十五卢比。”他对罗伊说；男孩点头应允。交易结束了。我飞奔回我的房间。

废品小贩刚一离开房子，我就追了上去，在路上截住了他。“很抱歉，可是夫人想要回这些杂志。”我对他说。